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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改革
日期:2021-07-30 来源:本站原创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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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明神宗时期,内阁首辅张居正为挽救明王朝、缓和社会矛盾,在政治、经济、国防等各方面进行的一场变法革新运动。

  改革自万历元年(1573年)开始,至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去世结束。

  张居正改革,从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整顿,尤重于经济的改革,企图扭转嘉靖、隆庆以来政治腐败、边防松弛和民穷财竭的局面。

  改革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中央集权,充实了政府财政,提高了国防力量,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病卒后,除一条鞭法外的措施都遭到废除,改革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突出的表现是皇族、王公、勋戚、宦官利用政治特权,以投献、请乞、夺买等手段,大量占夺土地。

  全国纳税的土地,约有一半为大地主所隐占,拒不缴税,严重地影响了国家收入。

  贵族、大地主疯狂地掠夺土地,封建剥削进一步加剧,租种官田的农民生活极苦。

  有“一亩官田七斗收,先将六斗送皇州,止留一斗完婚嫁,愁得人来好白头”和“为田追租未足怪,尽将官田作民卖,富家得田民纳租,年年旧租结新债”的歌谣,农民产去税存和田居富室、粮坐下户的情况,多所发生。

  到正德初年,土地集中,赋役不均,人口流移,地方买嘱书吏,隐匿赋税,政府每年公征米2216万石,麦462万余石。嘉靖后,税收更降到米1822万余石,麦462万余石。但政府的支出却与日俱增。

  特别是在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俺答汗进逼北京,政府因添兵设饷,而导致军费大增。

  据户部统计,嘉靖三十年(1551年),各边饷银达525万两,修边、赈济等所需又800余万两,两项合计约1300万余两。而正税、加派、余盐贩卖,加上其他搜刮,总共才900余万两。

  据户部统计,隆庆元年(1567年)底,太仓仅存银130万两,而应支官军俸银135万、边饷银236万、补发年例银182万,三项通计总支出银需553万两。

  以当时的现银当之,只够3个月的开支。京仓存粮,也只是够支在京的官军月粮的两年余。这就使明王朝的财政拮据到了可怕的地步。

  此时,在北方,蒙古、女真时常入寇边塞,在南方,叛乱时作。黄河屡次决口,动辄漂县数十。

  于是,在万历元年(1573年),张居正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改革。

  整顿吏治既是改革本身的一个重要内容,又是关系到整个变法革新能否启动并取得成功的前提。

  张居正认为“致理之遣,莫急于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核吏治”,明确把“核吏治”当作“安民”、“治理”的前提。他一开始就围绕“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等方面,大刀阔斧进行整顿,以刷新振举“纪纲不肃,法度不行上,下务为姑息,百事悉从委徇,以模棱两可谓之调停,以委曲迁就谓之善处”的颓风。惟有加强集权,重诏令,振纪纲,方能“张法纪以肃群工,揽权纲而贞百度”,革新法令才能畅行无阻。

  张居正强调治理天下须“悬法于众”,以法理政,坚持“刑赏予夺,秉持公道”,以振扬风纪,使天下信服。厉行整顿“严其约束”的结果,使得“九围之人,兢兢辑志;慢肆之吏,凛凛奉法”。提高行政效率、朝令夕行,也是整顿吏治的重要内容。

  为了建立有效的考核考绩制度,张居正于万历元年(1573年)创设并颁行考成法,考成法的精神是“立限考事”、“以事责人”。

  考成法,即由各部衙制定一式三份收发文簿,分别留部作底本、送六科备注、交内阁查考。

  据其道途远近、事情缓急,“定程限,立文簿,月终注销。抚按稽迟者,部院举之;部院容隐欺蔽者,六科举之;六科不觉察,则阁臣举之。月有考,岁有稽”。“误者抵罪”使每件公事落到实处。

  张居正行考成法,加强了内阁事权,由内阁通过六科、都察院控制六部,而各省抚按则听命于六部。最终,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机构都由内阁控制,从而加强中央集权,使内阁成为变法的中枢。

  从内阁——六科——六部——察地方藩、臬等司及私按两官;再以两司察州、县官。层层督察,从而形成一个从内阁到地方官逐级督察的、严密的考核考绩制度。

  为排除宦官干政,他还专门告诫冯保“裁抑其党,毋与六部事”,从组织机构上保证新法畅通。

  这种由三个机构互相监督、定期审核各级官僚政绩、施行赏罚的做法,有力地提高了办事功效。

  张居正整顿吏治,务求“法之必行”、“言之必效”,取得了明显成效,如傅维麟明书》所赞扬的,虽“万里之外,朝下而夕奉行,如疾雷迅风,无所不披靡”。所有官员,百事惟谨,使政风大变,由于行政效率提高,地方官皆按期定税,缓解了最吃紧的财政困难。

  为此便相继起用在东南抗倭立大功的谭纶戚继光、王祟古、方逢时李成梁等著名边将,主持蓟镇宣府、大同、山西和辽东边务。并在积极操练兵马、提高军队战斗力的同时,大力加固增设城防,修筑明长城。

  明长城不但在重点设防地段用砖石砌筑,内填泥土石块,十分坚固,而且形制结构也更趋完备合理。

  戚继光于蓟镇边垣创建1300余座空心敌台,“下发火炮,外击敌贼,贼矢不能及,敌骑不敢近”。

  为提高长城防御体系的整体实力,又于战略要地加修双城,乃至多道城墙,增修辽东边墙,加强对侧翼、纵深和外围间隙地带的防御。

  隆庆年间,张居正虽然不是首辅,但他实际上主持了北方边务。除了奏请任命有功之臣担任北边守将之外,针对明朝自永乐以后,军政方面主管官员都由科举出身的文人担任,而且边防军政受到由都察院派出的巡抚巡关御史以及监军宦官的监督和制约。

  这种做法虽然对于控制军队、防止割据具有一定的作用,但也降低和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尤其是监察官员制肘太多,使带兵的武将无所作用。

  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必须赋予军事将领“专断”的权力。于是张居正奏请明穆宗赋予边将更多主动权,大大提高了战守能力。

  张居正的“外示羁糜”,是在“内修守备”的前提下,力争改善汉蒙关系,并积极加强友好往来。

  隆庆四年(1570年)冬,俺答汗爱孙巴噶奈济因家庭纠纷,愤而出走降明。宣大总督王崇古和大同巡抚方逢时力主安抚优待,以此为契机,改善明朝与蒙古各部的关系。

  张居正立即指示厚礼接待,并抓住时机,利用鞑靼部的矛盾,力促俺答改弦更张,香港九龙高手坛白骨精超准4肖实现议和。俺答在“约诸部入寇”未能得利、军事上无法取胜、而经济上又迫切需要换取农耕区产品,以补自身单一经济不足的情况下,被迫“使来请命”,乞封议和。

  隆庆五年,明廷诏封俺答为顺义王,分别授予俺答属下65人都督、指挥等官职。双方还议定开放多处互市市场,最终达成“隆庆和议”。

  张居正的边防新政取得巨大成功,从此“戎马无南牧之儆,边氓无杀戮之残”,每年“所省征调费不啻百万”,长城沿线出现了“六十年来,塞上物阜民安,商贾辐辏,无异于中原”的兴旺景象。

  万历初年,张居正为首辅,更加强了“内修守备”的工作。一方面,他以“积钱谷、修险隘、练兵马、整器械、开屯田、理盐法、收塞马、散叛党”八事督课边臣,务必使边防军事落之实处,行之有效;另一方面,知人善任,大胆任用堪当一面的将领全权处理边防事务。

  明中叶,由于土地兼并、隐漏,人口逃亡流失,户田二籍混乱失真,“豪民有田无粮,穷民摊派受病”,朝廷控制的田亩、人丁日益短缩,财源祜竭,所谓“私家日富,公室日贫,国匮民穷,病实在此”。

  针对这种弊端,张居正于万历六年(1578年)或八年(1580年),对“天下田亩通行丈量”,总计田数7013976顷,比明初还少100余万顷。主要目的是复旧额。较弘治时期多出300万顷。

  其中,虽有部分因官吏改用小弓丈量以增加田额的虚报浮夸之处,但也确实清查出相当一部分豪强地主隐瞒的土地,清丈使“小民实被实惠,而于官豪之家殊为未便”,所以遭到反对。但有利于改变赋役不均状况,使得“粮不增加而轻重适均,将来国赋既易采纳,而小民如获更生”。

  自正统以后,黄河屡屡溃决,给漕运带来了很大困难。隆庆、万历之际,由于黄河溃决,运道堵塞,虽然曾经恢复过海运,但以失败告终。

  在万历初年,黄河年年泛滥,淮扬间湖堤溃毁,运道难通。由于黄河的长期泛滥,水势分流,黄河故道泥沙沉积,尤其是入海口,水流不畅。因此,黄河入海问题,成为最关切的问题。

  如何疏浚入海河道,有两种意见。张居正采纳了潘季训的意见,用一年半时间,修筑黄河到淮河的堤坝,有效地抑制了黄河泛滥,使漕运畅通,同时还使多年的弃地复变为良田。潘季训的治河办法,对其后数百年都具有深刻影响。

  嘉靖、隆庆时期,边疆军费消耗巨大,皇室、贵族又奢侈浪费,造成明朝多年来财政入不敷出、国库空虚的局面。

  张居正在整顿财政方面,大力贯彻量入为出、节省开支的原则,对缓解财政危机有一定作用。但是,节流只是一种补救措施,要从根本上解决国家的财政危机,还要开源。重点是整顿赋役。

  经过这次改革,强化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机器,基本上实现了“法之必行”、“言之必效”,使明政府的财政收入有了显著的增加,社会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

  国库积银达六七百万两之多,储备的粮食多达1300多万石,足够支用十年。比起嘉靖年间国库存粮不够一年用的情况,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但是,改革触动了相当数量的官僚、缙绅和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因此很自然地遭遇到了保守派的强烈对抗。再者,历史积弊太深、太顽,已是积重难返。

  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积劳成疾,迅即病死,反对派立即群起攻讦,并且疯狂地进行反攻倒算。他们攻击张居正改革“务为烦碎”,清丈土地是“增税害民”,实行“一条鞭法”是乱了“祖制”。他们下令撤销了张居正死时特加的官爵和封号,进而查抄家产。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被逼自杀,其他家属也惨遭迫害。而张居正的改革措施,当然也遭到破坏,刚刚有一点转机的明朝政治又走了下坡路,张居正改革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在他身后迄于明亡的六十多年中,各种社会矛盾急剧地发展,一发不可收拾,再也没有一个能人志士力挽狂澜。

  这表明地主阶级当权派再也无能医治封建社会的痼疾,即便是有识者也不过尾随张居正的后尘,梦想“循居正成规”,要求各衙门按照万历十年前的规章行事,作一东施效颦。

  当初大骂张居正是禽兽被廷杖致残的邹元标竟然拖着一条拐腿,为张居正的昭雪奔走呼号,试图召回失去的新政,然而无可奈何花落去,古老的帝国大厦终于被历史的巨浪冲击得分崩离析了。

  张居正的全面改革,旨在解决明朝两百余年发展中所积留下来的各种问题,以巩固明朝政权。

  挽救明朝统治的危机,他从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整顿,尤重于经济的改革,企图扭转嘉靖隆庆以来政治腐败、边防松弛和民穷财竭的局面。

  改革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国家财政收入增加,边境安宁,万历初年明朝一度有了“中兴”的景象。

  虽然在张居正死后,一些改革措施便遭到了破坏,比如考成法,可是另一些改革措施,比如“一条鞭法”,或多或少地被保持了下来,甚至延续到了清朝(清代“摊丁入亩”改革是“一条鞭法”改革的延续)。

  不过,张居正为了保证改革的实施,不断打击异己。而且,为了维护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甚至下令拆毁全国各地的书院,并且禁止王阳明心学”的传播,导致明朝后期兴起的反对封建礼教、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潮被打压。

  从嘉靖十年提出到万历九年获得全国合法地位,一条鞭法的推广花了足足51年。它的征收内容、征收方式都顺应了历史的潮流,但却遭到巨大的阻力,最终改头换面,沦为剥削百姓的工具。根源在什么地方?

  中国2000余年帝制几乎如出一辙。这套体系在隋唐巅峰后急剧滑落,到蒙元结束更是不断内缩为封闭的中原王朝体制,直到滑落到崩溃边缘。为了补救,明朝在不得不在接收部分蒙元遗产的基础上企图恢复唐宋流风。然而这最后一次的中兴的希望,终究是两败俱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