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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改革与当今改革之间的对比(11月9日)
日期:2021-07-25 来源:本站原创 浏览次数:

  结局都很悲壮,他们为了富国强兵,鞠躬尽瘁,立下丰功伟绩,可个人的下场却非常惨烈。

  商鞅变法虽然直接推动了秦国的崛起,最终却被五马分尸;赵武灵王为了军事改革,推行胡服骑射,却被反对派包围,活活饿死在沙丘宫中。王安石在孤独中郁郁而终。死后遭受了700年的骂名。即使是比较幸运一些的张居正,都难逃厄运。张居正死在任上,虽然得以善终,但身后家族的命运要比王安石悲惨。

  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张居正病逝,同年底即遭弹劾,次年被抄家,兄弟张居易,次子张嗣修被流放,家人被围困饿死十多人,长子张敬修以血书鸣冤,愤而自尽。导致他身后“鞭尸”,全家遭难的,是他一手提拔、重用的继任首辅张四维。后人除了留下纪念张居正故居的,与“大传”之外。郭沫若在1963年的时候为其曾孙张同敞写的诗:“的是奇男子,江陵忠烈张。随师同患难,与国共存亡。臂断何曾断,睛伤并未伤。万人齐仰止,千古整冠裳”,但就是这个张同敞,为了抗清,连个子嗣都没有给张居正留下。

  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说: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今湖北江陵)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进士,终太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明朝著名首辅,我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是中国16世纪著名的改革家。他从平民中崛起,官至内阁大学士,为人聪明敏捷,深沉机警,胸有大志,勇于任事。在他辅佐年幼的万历皇帝执政的十年间,策划和推动了改革。在明万历初年当了十年首辅。他为扭转嘉靖以来朝政腐败的局面,协助小皇帝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终于使危机四伏的大明帝国在万历初年又焕发了生机。

  在明代,驿递是官方办理公务的主要交通工具,从北京到各省的交通要道都设有驿站,负责供应来往官员的吃、住、差役和车马等交通工具。这些负担都分摊给就近的民众。明初使用驿站有严格的规定,非有军国要务,不得发给印信乘驿。这些规章到明后期已经名存实亡,兵部和各省抚按,随意填发印信送人情,一张印信使用终身,或是辗转赠送。官员在驿站百般勒索,捕人掠盗,成为酷虐的(当今政府腐败与此如出一辙)。

  这个在万历之后的将近400年的今天都成为政府痼疾而难以根除,甚至成为激化社会矛盾的导火索,在万历年间居然能够得到遏制,从规章制度上堵塞漏洞,是他最成功的一举。

  张居正决心从此开刀,痛加裁革,扫除多年积弊,使人民得到实惠,这是改革取信天下,得到百姓信任的重要保证。

  其一,从加强监察着手,提高行政运转的效率。明朝的中央机构分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六部中又分设监察机构六科。部的最高长官是二品官,科的长官最高是七品,可这七品对二品却有封驳纠劾的权力,所以大官统率小官,小官却可以牵掣大官,六部和六科都直接向皇帝负责,内阁不干预,这遇到昏愦的皇帝那就乱了套。张居正改为由内阁总其成,颁行官员考成法,吏部通过询事考言,以言核事,以事核效,评定官员的勤惰,定期考勤,随事考核,以一套严密的监察制度防范玩忽职守的现象。

  其二、以理财作为考核的准则,这是考成法的最终目的。当时官场通行的是增加赋税,向小民头上搜刮,不敢督缴正赋田税,因为逃税拖税的都是豪强权贵,追缴田税无异在是太岁头上动土,谁也不敢出这个头。张居正毅然提出对官员“以钱谷为考成”的主张,凡是追缴欠税不足的官员,都要受到批评、调离或撤职的处分。以追索田粮评定政绩,迫使官员打击不法权贵,使贪官无处藏身,不用加税而补足国家亏损,这是一项成功的经验。

  其三、是不拘一格用人才,培植改革的中坚力量。有为的政治家们往往都能在用人方面破除论资排辈的偏见,但像张居正那样重视从下层提拔人才,殊属难得。他倡导:“采灵菌于粪壤,拔姬姜于憔悴。”认为立贤无方,唯才是用,即使贱为僧道皂隶,只要出类拔萃,可以位列九卿,作为国家的栋梁。他突破成规起用行伍出身的李成梁为镇边大将,破格重用残疾小吏黄清为太仆卿高级官员,重新起用被罢官的水利专家潘季驯治理黄河。在改革推向高潮时特许府、州、县的考生越级报考京师的国子监,把各地人才收罗到中央,很快组成精干的班底,形成改革的中坚力量,为建树新政作出贡献。

  在经济改革方面,张居正通过开源节流,使得万历朝从财政赤字转变为很有盈余。

  嘉靖末年国家粮仓不足一年之储,改革前财政空虚,入不敷出,赤字超过三分之一。

  万历五年张居正开始调查,次年即通令清丈全国田地,详审细核,三年查出漏税土地八十余万顷,从严打击了违法的权贵地主,迫使他们守法,不敢轻易欺隐,小农免受赔累,国赋按时收纳,扭转了财政亏损。后人评价这一举措说:“既不减额,亦不增赋,贫民之困以纾,而豪民之兼并不得逞。”确实做到了公私两利。

  万历九年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即是将赋役中的各项名目,如杂泛、均徭、力差、银差等各种税收合并为一种,将力差归入田赋,一律按田亩核算,减化手续,统一征收。并可改折银两,允许被征调的差役出银雇人代役。这就扩大了货币流通的范围,削弱了人身依附关系,使商贩和工匠获得了人身自由,这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

  改革后国家储粮可支十年,国库积银四百万两。《明通鉴》赞誉:“是时,帑藏充盈,国最完备。”这丰硕的成果已经载入史册,在中国历史上熠熠生辉。

  任何改革,不管是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军事改革、教育改革、医疗制度改革,都会伤害到某些人的既得利益,势必会招来反对者的抵制。

  万历五年,正当改革从政治推向经济之时,张居正父亲去世,按明朝礼制规定,在职官员自闻父母丧日起,要辞官守孝三年,如有特殊情况,经皇帝特批,可以继续留任,称为“夺情”。明朝是重孝的王朝,在明中叶就已多次申令,不准夺情,按惯例张居正也要遵守,可新政正是方兴未艾之时,张一离任,形势可能逆转,支持改革的官员倡议夺情留任,这就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反对派纷纷攻击这是“忘亲贪位”,“背公议而殉私情”,“亲死而不奔”是“禽彘”,甚至把谩骂写成小字报贴在大街上。

  张居正对此不屑一顾,侧目而答:“今言者已诋臣为不孝矣。斥臣为贪位矣,詈臣为禽兽矣,此天下之大辱也,然臣不以为耻也。”对于“恋权”的责难,他坦然回敬说: “恋字一字,纯臣所不辞!”揭露反对派是“借纲常之说,肆为挤排之计。”张居正对此进行无情打击,并成就了万历朝著名的“反夺情五君子”。

  致使反对者再也无力公开抗争。反改革的斗争不再表现为正面的冲突,而是用隐蔽形式,暗传各种流言蜚语,对改革进行败坏和中伤。张居正矢志不移推行改革,一再嘱告下属:“诸公宜及仆在位,做个一了百当。”充分表现出他的坚强意志和自我献身的精神。

  更令人始料不及的是,就连那些曾经被张居正压制的反对党,都在其死后极力维护起声望。比如被张居正罢官的赵锦,直到张去世后才得以复职,但他一复职,即为张居正主持公道,要求宽恕张居正;翰林院侍讲学士于慎行复职后,适逢张家被抄,他义无反顾地致信执法人,要求执法时不要株连无辜,给张的家人留有生活的余地;当初得罪张居正而引退的工部右侍郎陆光祖,复官后任吏部侍郎又因为呵护张居正,再次被降职。

  张居正死后,在崇祯年间被昭雪并全面平反,恢复谥号荣衔,子孙袭职,并将张居正的故居改成张文忠公祠,以供后人瞻仰。《明史》盛赞张居正为政期间“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而为他平反昭雪,奔走呼号的,竟然有当初被他廷杖致残的反对派,太子太保、吏部尚书邹元标。

  当初因为不同政见被张居正处以廷杖八十,被打致残的都御史邹元标称赞张居正:“功在社稷,过在身家。”面对张居正,他竟然怀抱内疚,声称“奚愧矣!”天启年间他已白发苍苍,拖着一条拐腿为昭雪张居正而奔走呼号。

  张居正改革的基础是明朝中叶出现了“隆庆开关”,一面是西风东渐,一面是来自北方的军事威胁,并使得这个已经存在了将近200年的帝国陷入了内忧外患的境地,不仅在经济方面捉襟见肘,国库空虚,而且东厂西厂与锦衣卫为官场带来了肃杀与的空气。

  更远的时代,大元帝国的疆域空前广阔,欧洲还没有迎来启蒙运动的曙光,集权与官场腐败所形成的风气由朱元璋所倡导的反腐倡廉的极端手段而得到打压。明代是明显的文人政治,武力不要说与同时代的欧洲列强相比,就连周边的蒙古鞑靼都难以抵挡。明武宗就是因为不自量力而带来外患的。

  一个国家,在武力上不强盛,是无论如何硬气不起来的,所以张居正重用戚继光、李成梁;而经济强盛,是支撑武力强盛的基础。所以才会有清丈土地与一条鞭法;因为政治不畅通,就不会有经济改革的顺畅,所以才有了“考成法”。

  张居正假借朱元璋的名义,实施考成法,其实不过是将政绩与位子结合,不要混日子,更不要做无用功。一切靠业绩说话,同时也建立起行政、监督与决策等领域的工作协调机制。

  在政绩考核之下,张居正大刀阔斧地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张居正主政的十年间,裁撤的九品以上的官员就达2000多人。万历九年这一年中,张居正就在中央裁撤419人,地方官员裁撤902人。同时也在通过“一条鞭法”加强税收,把民间的财富通过税赋收归国库,同时加紧整治吏治的腐败。

  张居正以身作则,即使做了十年的宰相(明朝的时候称为内阁首辅)六年的副宰相(内阁次辅),在身故被抄家的时候,也才抄出了十万两银子。连当时的名妓杜十娘的资产也至少数十万两,在“家家净”的嘉靖朝内阁首辅严嵩(虽然被称为清词宰相,也没有什么政绩)被抄家的时候,单纯黄金白银也不下300万两。

  历来政治体制改革,总是比经济改革所遭遇的阻力大得多,因为那会直接动摇执政者的切身利益,要除掉他们的特权,要拔掉他们与国家之间的利益输送吸管。政治体制改革,即使总理上任的时候,都准备了100口棺材,即使那样都没有能够从根本上变革。更不要说经济利益与政治特权和国外势力已经结合到如此紧密程度的时候了。

  而政治改革最终都会演变成为党争与派系之争,实质都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用人唯亲,用人唯近,用人唯信,所有官员都成为温室里的植物,在那里孤芳自赏,却难以应对室外的微风。官场风气越来越成为孤岛上的小循环,因为一切反对之声都被“一党制”与“家天下”的保护伞阻隔了。

  这就是政治与经济脱节的地方。假如中国的政治不是为经济服务的,相反,在中国经济是为政治服务的,这归根结底就是百姓养党,而不是党服务于百姓的问题;是市场为政治输送利益的问题,让政治生活得更惬意的问题,而不是政治为经济服务,要看市场的脸色行事。

  从政治到市场、再到资本。玄机解析。是以什么为筹码,得到什么样的支持。这是很重要的问题。

  反观中国当下的改革,走的是先经济改革再政治改革之道,任何经济改革都意味着对既有政策的否定,更是思想上与意识形态上的转变。虽然政治改革已经被千呼万唤,但什么时候能出来,还是一个未知数。

  文人政治,党争不断文人之间就是在打“口水仗”,虽然没有刀光剑影,但同样会杀人于无形。

  中国自古素来都是经济以国有为基础,以民有为辅助的。经济如武器,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将带来上层建筑的变革,有了经济实力就有了话语权。

  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任何时候都应该是从上至下的,如果经济是基础,那么基础就是不能随便动的。

  没有经济支撑的政治是不靠谱的,国际化难以避免地让外资成为中国经济与政治不可或缺的一股力量。由此中国经济就形成了国有与外资并举,民营资本为辅的三角形,这一点早在20个月之前就曾经论述过。

  当土地、资产、资源、股权等等领域与形式到处都可以看到外资的话语权,当外资的力量得到了强劲支撑。就会逐步左右政治导向与政策支持的决定性方向。

  当民间经济不再坚持民族力量,放弃了民族经济的大旗,就会对外资倒戈,成为资本的力量中最为活跃、做有生命力的支撑,如此焉能确保证据的依然稳固?

  放开与搞活不适合中国社会的帝国状态,只会催生政治制度尽快改变颜色。不管口号怎么喊,其实已经发生了质变,可悲的是那些臣民,被掏空了生活基础的同时,精神上也与传统隔离,而成为真空的地带。而政权也难以由一支力量独立支撑。